托斯卡尼尼

在奥运会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世界上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穆沙拉夫的倒台对中国就不是一个好消息。

巴基斯坦是一个国内局势复杂、各种势力盘根错节非常严重的国家，受西方文化和英国影响的中产阶层，伊斯兰极端势力，地主寡头及其政治代言人，军方，以及下层平民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且在很多问题上分歧严重。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穆沙拉夫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够控制住局势，使得国家能相对稳定向前发展的政治家，他的倒台将会使巴基斯坦的社会局势变得动荡。

2007年红色清真寺事件以后，巴宗教极端势力（东突及塔利班的土壤）受到了猛烈打击，并因此决心搞掉穆沙拉夫。由此也可以看出穆沙拉夫对于中国和美国反恐战争的支持。在历届政府里，穆沙拉夫对于中国的支持，以及与中国开展的军事合作是前所未有的。扎尔达里和谢里夫不管谁掌权，都很难达到此前的水平。

事实上，穆沙拉夫能够推动巴基斯坦的社会改革，以及支持中美打击中亚极端势力，都是因为他能够控制局势。在去年底局势突变之前，穆沙拉夫对各方而言都是次优的可接受选项。而谢里夫和扎尔达里长期流亡海外，很难掌控全局，也不可能继续强硬地打击极端势力。

中国和巴基斯坦虽然有传统友好，国家利益促使双方接近，但友好与友好仍然有区别。穆沙拉夫有一定的大局观，因此能够不顾国内许多势力的反对，坚持打击西北部的边境地区——这些地区传统上甚至不受巴中央政府的管制，尽管这一政策其实并不利于穆沙拉夫稳固政权，但却是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在地缘政治中生存的必由之路。

对美国来说，穆沙拉夫走了，他们还可以在人民党里继续扶植代理人——扎尔达里野心很大但能力不强，投靠美国对他来说没有选择——但中国却没有什么可选的。而谢里夫则是巴基斯坦地主阶层的代表，民族主义情绪较强，他当年执政时期与中国虽然较好，但他绝不会为了中国去打击巴基斯坦自己的内部势力——即便这股势力其实就是东突的训练营和存在土壤。

在穆沙拉夫之后，中国在一定时期内很难再找到新的着力点，中巴传统友谊仍然维持，但已经不可能那么密切。穆沙拉夫的倒台是巴国内权力斗争的结果，但客观上却沉重地打击了中国对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包围，也削弱了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控制。巴阿边境的地方军阀和宗教训练营即将迎来一个被默许发展的黄金时期。

值得关注的是，谢里夫与扎尔达里本身亦是矛盾重重，在巴基斯坦的历史上，文官政府向来沉迷于权力斗争和无休止的争吵之中。文官政府的争执动荡与军方的政变总是交替进行，现在的问题仅仅是，穆沙拉夫之后的巴基斯坦究竟能不能出现一个相对平静的文官执政期？也许短短三年之后，军方就会发动一次新的政变，把一个新的穆沙拉夫推出台面。

21日夜里回到南京，到这个时候，地震整整过去了十天，我们在成都的工作也进行了整整八天。

 

我们是14日去的成都，21日取道重庆回到南京。第一批去的战友里，大刘孤胆率先潜入茶坪，老罗、田蕾、小梁去了北川参加防疫，梁辉去加入医疗队到达了映秀，小唐带着志愿者去了2次德阳二院并从事了现场组织。我则一直留守成都。

 

我的主要工作是外联和协调，由于我们是最早在全国性论坛里发帖呼吁志愿者救援的，地震当天晚上就发布了消息，而且还留了我的手机，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第一时间通过成都志愿者联系到了成都红十字会，了解到了当地急需人员和物资的情况，因此之后很多天我的手机都变成了热线电话，全国各地志愿者纷纷打来电话询问报名的情况。我们把灾区急需的物资和人员通过网络不断向外通报，再从打来电话或网络联系我们的志愿者中选出合适的，告诉他们如何来成都，需要带什么物品，然后初步登记。等他们来到成都以后，我们还会配合红十字会将他们安排到合适的灾区去——大多数是一些难以进入或救援力量暂时无力顾及的乡村。

 

通常，我们会把3-4个专业登山运动员，3-4个退伍军人与5-6个医生/护士组成一支小分队，再配上3-5辆5/7座车，汽车会尽量开至可以达到的地方，接下来的路程则是徒步前往。在大多数乡镇都有人进入后，我们则把更多的医疗人员和普通志愿者组队，携带大量物资，送到需要医护人员的安置点和临时医院。再根据他们反馈回来的消息，调整物资和人员的配给。

 

到21日为止，我们已经至少联络并发送了来自全国很多省份的数十支志愿医疗小分队，包括江苏徐州的八人小组，长沙的三支志愿医疗队，山东的医学院学生医疗队等等。更有难以计数的普通志愿者参与了运送物资等后勤工作。除了人员，物资的发放也是海量的。我们的志愿者先后到达了映秀、秀水、茶坪、擂鼓、小坝、汉旺、清平等十多个乡镇。

 

前方的努力离不开后方的保障和组织支持，北京志愿者网络基地的孙志明、南京的联络人葡萄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成都工作的日子里，嘟嘟、老严等当地志愿者使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有了实际的意义。总的来说，我们工作的流程是清晰的，信息收集-信息发布-志愿者和物资联络-志愿者和物资抵达成都-调配组织-发往前线-信息再度反馈-信息再度发布……

 

很多朋友很关心我，还有朋友专门给我带来了西洋参，我真的很感动。不过就像有朋友说的那样，我不是个不知轻重的人。我也怕死，但我知道慌慌张张更容易死。

 

去之前，我就和爸爸妈妈讨论过我能做的事情——我不懂医学、不懂护理、不懂野外和登山、不懂抢险救援，但是我组织过公益活动，我学过组织管理，我想我的合理工作，能够使志愿者的组织和救援更有效率。所以一开始起，我就没打算去最前线——因为我知道我去了只能添乱，我们的目的是做力所能及的工作，而不是作秀——所以我留在了成都。

 

虽然我没有亲手救出一个人，没有去一座重灾的城镇，甚至没有亲眼看见一栋倒塌的房屋，没有看见一具遇难者的遗体，我对问候的朋友调侃说，其实我在成都和出差差不多。但我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更多的有专业能力的志愿者进入了灾区一线，救出了人，医治和护理了伤员，这就是我们所有工作的意义。救援是专业和系统的，每个环节上的人都有他的意义。但无论如何，我最敬佩的还是那些进入了一线的战士、医生和其他志愿者们，救援中的所有英雄都是他们。

 

贵州志愿医疗队的领队，一位32岁的女医生对我说：我们是救了许多人，但是如果没有你的号召和组织，我们怎么能去救人呢？你们知道吗，那一刻我终于泪流满面，那是我最欣慰的时刻。

 

这些天很忙碌，能睡四个小时就是极大的享受，完全来不及考虑感动或者悲伤，但我知道这些天来我其实一直都沉浸在感动之中。团结、爱心、勇敢、互助，这些温暖的词汇一定会伴随我们终生。

其实西藏和火炬引发的风波早已平息，关注下一站已经具有更多的娱乐色彩，比如前天在QQ和手机中传递的关于“朝鲜人民公安”的那个段子。

 

从佩洛西到德拉埃诺，从北美到欧洲，从民主党到社会党，从里察基尔到yvonne boenisch，2008年的春季无疑是属于全世界左翼自由主义者的，如四十年的轮回一般。但如果说1968年的先驱者们令人唏嘘的话，2008年的后来人只能令人感到无比失望。

 

我听见自由主义者们在高喊自由——喊着普世价值观的口号，放着全人类共同理想的空炮——其实他们早已摆脱奴役，进入了争取滥交常态化、大麻合法化、堕胎便捷化、传统虚无化的新境界里。

 

我无意在今天讨论自由主义的生死，但左翼思想家们飘在空中的“指点迷津”却是足够令人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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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更理性？——读许知远《错乱的激情》
　　
　　第一，许知远引用文字的两个人，乔治.奥威尔和斯蒂芬.茨威格，都是几十年前的左翼活动家，前者是出生在印度的英国人，在缅甸当警察的时候同情穷人，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回到英国又受到排挤，再去法国终于改变了志向，最终以讽刺共产主义的两部著作留名于世。后者是一个出生在奥地利的犹太作家，在全世界颠沛一生后在巴西自杀。
　　　　
　　巧合的是，这两个人都是民族虚无主义者，都有一种世界大同和国界不存的左翼观念，他们更强调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奔走，为世界共同的价值观而呼号。这或许能为许知远本文增添一个注脚。
　　　　
　　第二，我必须承认冷静和理性是需要的，但我又必须指出，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产生本身就是理性的产物。正是17世纪30年战争之后，在欧洲兴起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自利的风潮，摧毁了中世纪基督教对欧洲的禁锢和崇拜式的封锁。所以，民族主义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世界也远不如奥威尔或茨威格为之追求的那样大同。
　　　　
　　说起对国家的热情和民族主义，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美国。火炬传递沿线的五星红旗再多，多不过美国近百年来电影里出现的星条旗。事实上，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民族主义就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者往往是在维护着国家的利益。
　　　　
　　世界大同当然美好，人类共享一个家园固然可爱，但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只是理想。在人类真正住进地球村之前，还会有国家、民族、文明的区别和冲突。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法国人仍然会为了各自正确的东西而冲突。当一个人徜徉在罗马的残垣或温布里亚的烧兔肉中的时候，一个在德国读书的中国青年可能正因为“警惕黄种间谍”的舆论而遭受痛苦和非议。后者当然会觉得愤怒，而前者也自然难以理解，这只是因为他们身处的境遇不同。
　　　　
　　第三，许知远是个记者，在经济观察报写过很多专栏，我还读过他多年前所写的《纳斯达克的一代》。我注意到的一个特点是，在这次西方媒体对西藏问题至少是不公正的报道的抗议风潮中，许多新闻界的从业人员对他们的西方同行表达了或多或少的隐讳的同情。
　　　　
　　许知远或许也有这样难以直接表达的情感。作为一个多年在中国舆论管制的环境里成长起来、而又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对纽约时报、CNN、新共和等媒体的成熟及其环境怀有长期的羡慕，这不难理解。但我想这不能成为一个人失去理性思考的理由——如果一个你所尊敬的人伤害你而你却不以为然，那这种情感就不是尊敬，而是崇拜，就像1959年之前的藏民对抽他们的血、剥他们的皮的达赖一样的崇拜。
　　
　　第四，我所难以理解的一点是，尽管左翼活动家们追求的也往往是某种价值观，是为了某种理念而生存，但他们却常常对持另一种价值观、为另一种理念而奔走的人大加讨伐。比如：我追求人类自由是对的，而你追求国家民族利益就是狭隘的。他们主张平等，但却很难平等地对待非己言论。他们羞谈双重标准，但他们实际上在实践着这种古希腊传承下来的诡辩术。
　　　　
　　第五，我觉得理性很好，而理性的前提正是务实和现实。不切实际地谈论一些价值观和理想绝不是理性，而是狂热。我向往民主，但那不是因为舶来的民主很好看，而是因为适当的民主很好用。1980年代的启蒙为什么盲目？因为启蒙者们只知道谈“天赋人权”却不知法治究竟好在哪里。为什么21世纪的维权者更具历史意义？因为市场经济里的意思自治才是变革的根本。
　　　　
　　第六，再来谈谈许知远的一些细节说法。我必须指出作为一个多年的专栏作家，许知远的这篇文章几乎什么成型的观点也没有谈——这恰好避免了成为直接的反驳对象——你没法直接反驳我，因为我的观点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那样解释。
　　　　
　　我完全理解西方人眼中达赖的形象——一个象征着自由、和平和神秘的东方宗教和人生哲学的长者。对于西方人来说，达赖就是活着的甘地，是更平民化的教皇，是更容易理解的释加牟尼，当然他还是黄种的马丁路德金，是更和平的瓦文萨，是少数种族的索尔仁尼琴。……
　　　　
　　不过，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对西方人而言”。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没有任何理由与西方人保持着对达赖一致的看法。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和一个普通的西方人，他们的区别首先不在于是否民主体制，而在于他们的民族、文明、国家的差别。
　　　　
　　作为一个对西藏更了解、对达赖的前生今世更知道的中国人，我对达赖没有好印象，并对他所领导的运动怀有恶感，这完全是一种正常的情感。但似乎许知远更为强调的是西方人的感受——达赖么，没什么，很好的一个人——而忽视了被烧死的五个少女。3月的西藏，在许知远的笔下，只浓缩为大昭寺门前七嘴八舌的喇嘛，而不是被烧毁的千间民房。
　　
　　我们为什么反对达赖？因为他危害我们的国家利益，伤害我们的民族情感，我们和达赖不是某种价值观之间的搏斗，而是利益的冲突。任何人没有理由要求我们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待达赖。
　　　　
　　许知远说他很担忧中国民众的情绪，他们对CNN的主持人感到愤怒。因为这个主持人骂过自己的父亲，骂过自己国家的政府，所以中国民众就不应该愤怒。我想，最近美国人民对于涉及墨西哥州领土的那个广告的愤怒可能可以为此做一个比照。一幅广告画而已，美国人动什么气？可是美国人竟然宣称要抵制商品。与此相比，我觉得中国民众仅仅在MSN前添加一个红心，我觉得根本算不了什么。
　　　　
　　许知远觉得眼下中国民众的情绪，比如对CNN的不满，插国旗，挂红心，声称自己爱国——很让人不安，因为这说明他们有着狭隘的眼界和禁锢的头脑。但这很难解释为何最早的反抗是从国外留学生中间开始的，他们不是应该有着更加开放的眼界和更加自由的头脑么？
　　
　　事实上，我完全相信中国青年此刻的愤怒和热情在未来会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中国。因为如今的“愤青”大多都工作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层细胞。他们的情感不再是为某个空洞的意识形态观念，而是为了基于自身利益的理念。他们或许不再会为某个动人的理想或价值而站上广场，露宿街头；但他们会质疑社保、个税、拆迁、股票、养老、医疗等许多政策，他们会从更具体的角度去关注自己的权利。她们不再以卫道士自居，他们只争取自己想要的。
　　
　　有的时候，我觉得许知远所言的“狭隘”，似乎更多指的是对于民族国家利益的诉求。我想，这种“狭隘”不仅未过时，所相对的“开阔”更是有害的。1940年巴黎的国际主义者们宣告不设防，海峡对岸“狭隘和禁锢”的丘吉尔却宣布坚决抵抗。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怎么评判二者的表现？六十多年前的英法，他们的人民又怀有怎样的情感？不知为什么，此刻的许知远让我想起了林白上校。
　　　　
　　许知远很简单地提了一下“红卫兵”，这让我发现了或许他内心深处的真正所想。许知远所担忧的并非人们的情绪本身，而更多的是人们的情绪所指向的方向。对西方媒体的恶感使许知远感到错愕，而爱国主义的言论更使得他联想到历史中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劣迹。我怀着最大的善意揣测一下，也许许知远的担忧，只是因为民众的反应让他想起了一些不那么愉快的过去而已，比如文革，比如共产党的阶级斗争。
　　　　
　　可是，我所认识的中国青年，在反对CNN和表达爱国的同时，依然没有忘记审查自己的法律权利，自己的社保，自己的投资收益和政府的权限，反对腐败，维权。挥舞着国旗的同学继续在西方的大学里学习知识，MSN前挂着红心的青年仍然在关心自己未来的生活和改善的方法。他们知道爱国和反腐败是两件事，许知远却感到了恐惧和担忧，我不知道，这究竟是谁更理性？
　                                                       （托斯卡尼尼  2008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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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错乱的激情》原文
　　
　　错乱的激情
　　　　许知远20080.4.24
　　　　
　　　　民族主义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权力欲望。每个民族主义者都擅长那种令人难以容忍的欺骗，但他同样坚定不移的确信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因为他有一种清楚的服务于比自身更为重大的事物。
　　　　——乔治•奥威尔
　　　　跟我们的时代相比，还从来没有哪个时代，能使人去认识这种强烈的欲望——整整一个时期和整整一代人的忘却和乐于忘却的欲望——有这么迫切。
　　　　——斯蒂芬•茨威格
　　　　我从客厅里走来走去，在书架上抽起一本又一本书，读上一段又一段的开头，在电脑前写下一个又一个句子，然后一次又一次删掉它。
　　　　已经有很长时间，我没有为写一篇文章陷入这样的窘迫。是我脑子空空如也，还是想得太多；是因为没有情绪要表达，还是有太多的情绪想发泄，我在这两个极端间摇摆。我想保持那一贯的旁观者的姿态——冷静而疏离——却做不到。
　　　　大约一个月前，我心生了写一本书的欲望。当然，这种欲望经常出现，我的电脑里已经储存不下十本书的提纲，但它们却似乎注定要被遗忘在那浩瀚的、冷冰冰的数字空间里了。在我的专注意志和朝秦暮楚的好奇心进行一场场战斗中，前者总是落败。
　　　　这本呢？它的名字让我一度的兴奋难安——《进步，及其不满》。我总是被这种空洞的题目所激动——它足够空洞，以至于适用于任何时代。
　　　　那时，我正在意大利旅行，从罗马辉煌的残垣到阳光灿烂、却被垃圾与衰败裹携的那不勒斯，再穿过红托斯卡纳的红土，来到北部的米兰……在各个城市报摊上，大昭寺的年轻喇嘛和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的头像四处可见，还有“北京”与“奥运会”的标题。在国际事务中，人们之前对奥巴马与希拉里的竞选的热忱，转移到中国遥远的西部高原了。
　　　　最初，我相信这是一场很快会过去的纷争。在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意义的2008年，中国表明自己正要回到舞台中央时，聚光灯能照耀的不仅是她的辉煌，那些被遮蔽的混乱、不安、躁动也将更鲜明的跳跃出来。
　　　　之前的几个月，我已看到了几个意外的插曲。一位女主持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将私人生活与奥运会卷在了一起，并宣称“在没有自己的价值观之前，中国不会成为一个大国”；一些运动员对于北京空气质量的忧心忡忡，并可能退出比赛；还有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辞去了奥运会开幕式艺术顾问的头衔，以表明他对中国政府在达富尔问题上态度的抗议……
　　　　对于任何一场盛大的活动，这些插曲都再正常不过了，任何主办者都没有能力控制一切。我甚至期望多一些类似的插曲，来冷却一下过分热烈的奥运气氛。在奥运会的名义下，政府不受控制的权力继续膨胀，天文数字的支出可以不受任何检讨；它的任何举动都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性，它对于普通人生活的干扰明显增强了；更糟糕的是，它还带来一股强烈的自我麻痹的情绪，这个国家实现了多年来的梦想，除去骄傲与欢呼，你不该有别的感受……这个国家就像一个急于证明自己的孩子，它的政府执着要求举办一届最好的奥运会，并习惯性的将“最好的”理解成“最大的，最全的，最昂贵的”，为此，它可以做出各种不计成本的努力。而这个国家的人民在多年的愚蠢教育与宣传之后，经常难以区分国家、政府与党派是不同的概念，而他们的个人生活被高度的原子化了，经常只能在集体的行为中才能找到个人的意义……我期待一些意外，将能迫使政府与人民更冷静的思考。
　　　　尽管如此，我从未担心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命运。它必将是圆满成功的，必将对于整个国家的自信心与凝集力再次注入强心剂。“倾国之力”的体制，曾经制造出原子弹，将火箭送上太空，建成三峡大坝，一次体育活动并不困难。
　　　　所以，我相信西藏的骚乱只是另一个插曲。我甚至对于西方媒体的热衷，产生了某种反感。每当他们谈论起西藏问题时，那些他们引以为傲的公正、客观、独立、深入调查的新闻伦理似乎自然消失了。他们变得抒情与滥情，西藏代表着独特的宗教信仰，它的海拔高度与美丽的自然风景，都使它变成了人类最后的伊甸园，躲避了由消费与技术驱动的全球化的侵扰。这种印象因为达赖喇嘛的超凡个人魅力，而更加显著。自1959年流放以来，他日益变成了纳尔逊•曼德拉与罗马教皇的混合体，他既代表着对抗强权与不公的政治领袖——况且他的对手是共产主义的政权。他也代表着某种精神力量，但与其说这种精神力量与佛教相关，不如说它吻合了1970年代末兴起的New Age运动的要求，达赖教导人们在忙碌与压力重重的世界如何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快乐。于是，西藏与达赖，就像从前的古巴与格瓦拉一样，被纳入了一套消费体系，人们谈论革命或是宗教自由，不是真的关心它们，而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某种逃避此刻生活的手段。
　　　　我能想象这种情绪对于一个普通的欧洲人或美国人的影响。因为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人，他们对于中国历史一无所知，更无法想象其复杂性，但都会兴致勃勃的表明他们对西藏的看法。这种滑稽的感觉，就像有个人一见面就和你说起全球变暖和非洲问题，不是他说的问题不重要，而是他其实对此一无所知，谈论它不过是抓住一种时髦。随着法国轻浮的总统萨科奇等领导人迫不及待、投机性的表明立场，我对他们的反感甚至增强了。我也从未怀疑过北京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中国太大了，市场太诱人了，而且她的实力正在迅速提升，人们也太容易忘却了，只要中国继续保持经济增长，所有西方此刻的“道德高地”都将自然土崩瓦解，不到20年前，中国与西方曾面临着更紧张的关系。我记得汉学家Simon Leys在1989年7月20日的《纽约书评》上刻薄却富有洞察力的写道的：“商人、政治家、学者都已在收拾旅行箱准备下一次北京之行，这并非嘲讽——尽管他们中的一些声称访问是为了前往天安门广场哀悼烈士！而且他们可能再次坐到谋杀者的宴会上，并再一次坚持，他们正在增强中国的改革派的力量，我只希望他们有个坏胃口。”在结尾，Simon Leys感叹说“Ah humanity!—the pity of us all!”
　　　　二
　　　　但是，旅行结束，我回到北京时，意识到事件远比预料的更严重。它的严重性，不在于奥运火炬传递与西藏问题纠缠在一起，在国际舆论界所造成的愈演愈烈的风波。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被表面化、姿态化的年代，但人们经常忘记了，最终的决定力量并非表象的力量。
　　　　让我真正忧虑的，而是中国政府与人民对此做出的反应。官方舆论一如既往。我记得在罗马阅读《泰晤士报》时，我一连几个小时试着寻找出“wolf with a human face and the heart of a beast”确切的中文翻译，它是中国官方的《西藏日报》用来形容达赖喇嘛的。当我回到北京时，终于发现它的原文是“人面兽心的豺狼”时，不禁哑然失笑，像是看到一个老古董突然摆在一个直角的玻璃茶几上。一心要标榜在全球化的21世纪实现“大国崛起”的中国，似乎仍活在阶级斗争的年代，或是19世纪中叶的清代——当一个人与我们的意见不同时，他甚至不是和我们平等的同类，而是动物或是野人。
　　　　在中央电视台，门户网站上，官方报纸上，一场宣传站仍在如火如荼。中国政府在面对国际舆论时或许手足无措，但可以轻而易举的支配所有国内的声音。我上一次领教这种宣传的威力是1999年对法轮功的批判。这场批判帮助这场愚蠢、荒诞的伪宗教运动迅速提升了影响力，接着，还将其领导人推向了他从未梦想过的世界性人物的地位，成为某种宗教自由的倡导者。
　　　　这套宣传体制可以上溯到1942年的延安，并在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不断演练，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巅峰。当这种宣传以信息封闭为基础时，它的能量是惊人的，它闭塞人们的头脑，腐蚀人们的内心，摧毁道德原则，并赋予人们一种“self-righteous”的意识。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武斗的双方，都宣称自己信仰毛泽东思想，而对方是“保皇派”，有理由以各种残暴的方式对待……
　　　　但当信息逐渐开放，人们发现自己曾经确信的东西不过是一种欺骗时，一种玩世不恭、嘲讽的态度开始在社会中弥漫。此刻，宣传机构和公众之间开始了一场游戏。前者在惯性的轨道上继续滑行，而后者从翘翘板的盲目相信的一端，滑向了什么也不相信的另一端。
　　　　但对极权体制犹在的恐惧，使游戏继续运转。人们习惯了在公然的谎言中生存，并熟练的、习惯性的从相反的角度去理解一切官方的宣扬。但表面上相安无事的相处，却通向了危险之路——政治与社会肌体被严重的腐蚀。政府在宣传所带来的幻像中，丧失了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宣传的畅通无阻的效果，继续麻痹着权力本身，它的反应越来越迟缓，越来越依赖惯性而非智力判断、信念原则生存。公众也同样变得越来越怀疑和怯弱，他们或许知道该反对什么，却不知道该建设什么，他们也逐渐失去了直接说出反对的道德勇气，长期生活在谎言与怀疑中，也使人们缺乏力量与信心与建构起社会网络和社会机构。
　　　　中国政府与社会在这场西藏冲突中的表现，深刻的反应出长期宣传与麻痹所带来的病症。官方的宣传秉承着一贯原则，即使它自身都不相信，却仍旧按照惯性继续向前。而中国公众，占据着绝大部分人口的汉族，虽不相信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但是他们对西藏实在是太一无所知，所以那种被长期宣传所塑造出的单一思维，很容易被电视画面上的藏人对于汉人的暴行所触动。
　　　　这又进入了中国权力机构熟悉的语境中。长期以来，公众情绪就像政府的道具。当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紧张时，民族主义情绪就变成了北京的一张牌，平时不可能获准的大规模的街头游行出现了。但街头上的人群，与其说被一种真实的民族意识所吸引，不如说是一种被长期压抑的情绪的释放——他们渴望公共生活，却没有表达手段，此刻的游行，则是得到授权的。
　　　　我吃惊的发现，这一套手法仍是如此的有效。当一位年轻姑娘金晶成为了全国性的抒情对象，当抵制家乐福超市的情绪与行动蔓延到更多城市时，当年轻一代的MSN上挂满了红星，当大学宿舍插满了国旗，当这些年轻孩子们义正词严的宣称“我很爱国”时，当我的四周充满了辱骂CNN 的声音时……
　　　　我开始真的担心了。我担心的不是外来者的指责（我也从不期待这些外来者的压力会真的让中国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中国漫长的历史表明，这些指责总是被消化于无形；不是中国政府的态度，因为它一贯如此，这个政府的本质，也从未因为经济增长或进入信息时代而改变，它首要的兴趣不是这个国家与人民的未来，而是自身权力顶稳定，为此它愿意做出各种牺牲；我担心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尤其是她的年轻人，尽管可能已自认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不再为匮乏的物质与信息所困，但他们却可能仍有一颗颗被禁锢的头脑。他们混淆了各种概念，错用了自己的热情。他们不知道真实世界，也没兴趣的了解，他们被一种突然到来的强烈情绪所裹携，却缺乏检讨的能力，并信以为真。这使得他们的谩骂都不够精彩，在那么多人表示了对杰克•卡弗蒂的愤慨之后，有多少人提到了这位CNN的主持人在美国国内，也是以其粗鲁的口无遮拦著称，当美国进攻伊拉克之后，他公然称国防费拉姆斯菲尔德是“战争罪犯”，当政府关于卡特林娜飓风的报告发表后，他则说“美国公众不会信任任何来自华盛顿的东西”，他在自传里毫不隐晦的说自己父母“是两个酒鬼”，“父亲结了八次婚”……
　　　　一些时刻，此情此景的确令我想起了历史中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时期，人民的情绪高涨，却被利用，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的灾难。
　　　　但是，这一切仅仅是因为3月14日之后的一系列事件引发的吗？它们难道不隐含着一种更深刻的问题与情感吗？而这些问题与情感，则要追溯到更久远的历史深沉。这个国家的内心藏有各种解不开的“结”，长期以来，我们通过主动遗忘、或是被迫遗忘，来假装它们的不存在。但每到关键时刻，它们又总以更猛烈的方式报复我们。
　　　　西藏历史问题到底是什么？中国的政治特性是什么？历史记忆与现实的关系？经济增长能长期的替代意识形态的缺乏吗……我发现，这种探索将是个没有穷尽的无底洞。不了解1959年的西藏骚乱、不理解达赖的精神特质，全球性的信仰危机，你难以理解此刻的西藏问题；不理解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你又难以探究为何奥运会被赋予如此重要的意义；不去探究毛泽东时代，你则根本无法体会人们的思维与语言方式；不了解20世纪初中国精英唤醒民族主义的努力，你也很难了解此刻年轻人情绪……
　　　　这些探讨或许不能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但是它至少可以让我们提供表达情绪的水准。在很多时刻，让我觉得不安甚至不是这些指责、攻击、反驳的语言与行动所选择的立场，而是它们的水准太低了。
　　　　我希望这本可能完成的书，能够有助于这些尚待展开、需要很多人参与的深入讨论中。
　　　　（作者的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中国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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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维护民族国家的利益被称作狭隘，我们可能将与全世界大多数的人们一起狭隘；如果将理想扎根于实际的需要和生活被称为禁锢，那么我们将像历史上的大多数人们一样禁锢着进步发展。

 

理想和现实从来就不是矛盾，但空谈理想却有可能忽略现实，正如只盯着脚下往往也会忘记眼前。

晚上去看《功夫之王》，黄金时间华纳的人却不是特别多。情节有一点老套，好莱坞惯用的套路把背景换成了中国古典神话，动作场面也算差强人意。抵制剧透，详细的大家自己去看吧。

 

值得一说的是，《功夫之王》中的部分电影音乐很不错，是我喜欢的那种辉煌中带着秀气精致的中国风格。在你的面前推开一幅广阔的典型中国式山青水秀，提琴的大和声中、笛子那悠扬的曲调抑扬顿挫地传来，这种感觉真值得回味。

 

最近很忙，要做许多工作。股市持续地走不好，除了这周。尽管我们的投资缩水幅度比较有限，但是毕竟投资的目的不是少亏，而是盈利。所以需要应对风险做出调整。总的思路没有变化，但我们考虑在未来调整投资配置结构。选择总是艰难的，比选择更艰难的，是先以长远的思路来审视和判断价值。

 

长远来说，我们仍然看好中国宏观经济和绝大多数行业的发展前景。当大盘跌到4500点以下时，很多品种都已具备投资价值了。但正如反复说过的一句话那样，我无法判断中短期是涨是跌，底部在哪，顶部在哪，牛市还是熊市，哪个股最近能涨，某某股持有还是抛掉……这些问题我都无法回答。我们更关注的是长期的价值，是价值能否持续的成长。尽管投资的时候你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有更廉价的机会出现，但是你知道，将来一定会超过现在投资的价格，这就足够了。

 

我可能很少在SPC里谈投资思路的问题，但我还是想说，价值投资，关注基本面，长线是金，因为投资理财已经越来越贴近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假装不存在不去考虑是没有用的。事实上，无论股票还是基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都只是你管理自己财富和资产的一种手段，绝非发财致富的捷径。因此，首先心态要放平和，其次，目光要放长远。不要在乎短期的波动，在我们这个年纪以后，投资理财的生涯几乎将与我们的生命等长，一生的长河里，你何必去在意一次短期的小浪花呢。你的目的是理财，是使你的财富保值增值，所以时刻记住你的这个目的。

 

广发基金的投资总监朱平说，投资如人生。我觉得这是两码事，但有相通的地方。投资教给人们的不是功利和现实，而是坚定你的信念、关注更内在的本质、把握你的方向。投资的功夫领域并没有王者，只要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你就是那个KING。<